欢迎来到 - pc实力大群 【接待11190677】 ???
当前位置: 首页 > 心情日记 > 随感日记 >

百年偶像谭嗣同

时间:2019-04-14 06:58 点击:
时至今日,谭嗣同依然是万人迷。有时我会惊异地发现,政治立场针锋相对的两个人,竟然都是谭嗣同的忠实拥趸。

谭嗣同在生前与死后的遭遇,反差之鲜明,有如冰火两重天。从世俗视角来看,他只活了三十四岁,说好听一点,叫英年早逝,难听一点,则是短命,而且死于法场,身首异处,可谓横死或不得善终。

更凄惨的是,这三十四年的短暂时光,并无多少欢愉可言,而几乎尝遍了人之为人的种种苦厄。譬如“少更多难,五日三丧”(谭嗣同《湘痕词八篇并叙》),五天之内,母亲、长兄、次姊先后因白喉病而去世,他也一度气息奄奄,昏死三日,幸而复苏,其字复生,即由此来,这一年他仅仅十二岁。

此后的家庭生活,如梁启超《谭嗣同传》所云:“幼丧母,为父妾所虐,备极孤孽苦……”十九岁那年,他与李闰结婚,夫妻志同道合,琴瑟静好,可惜未有子嗣,终归是一大憾事。1896、1897年间,他写作《仁学》,曾在序中感慨道:“吾自少至壮,遍遭纲伦之厄,涵泳其苦,殆非生人所能任受,濒死累矣,而卒不死……”这样的人生,大抵只能用孤苦来形容。

谭嗣同(1865年2月13日-1898年9月28日)

谭嗣同(1865年2月13日-1898年9月28日)

相比私人生活,谭嗣同的公共生活同样不幸。他是官二代出身,其父谭继洵曾官居湖北巡抚,封疆大吏,权倾一方,偏偏他与晚清官场风气格格不入,甚至深恶痛绝,父亲的权柄并非助力,反成负担,就此说来,其科考失败、仕途蹉跎,倒也谈不上什么不幸,那毕竟不是他的志业之所在。对他这种以天下为己任、以苍生为关怀的仁人志士而言,真正的不幸,则在国运沉沦而无力回天。

他生于1865年,死于1898年,这期间的国运,可画成一条弧线,只是弧顶不高,顶点定格于1884年。从1865到1884年,在他生命前二十年,大清迎来了“同光中兴”,虽然恍如一场政治春梦,不过到底处于上升期;1884年(甲申年)后国运渐渐衰落,至1894年(甲午年)急转直下——从甲申到甲午这十年是大清自救的最后机会——1898年(戊戌年)再经一劫,1900年(庚子年)跌入谷底。他早死了两年,未尝亲见国运触底的惨淡一幕,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还有一种不幸,则是先行者的孤独。我们今天常说一句话:“为众人抱薪者,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;为自由开路者,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。”然而纵观古今,困顿与冻毙正是大多先行者无法摆脱的宿命。

电影《谭嗣同》剧照,由达式常饰谭嗣同

电影《谭嗣同》剧照,由达式常饰谭嗣同

谭嗣同的时代,主流不是维新,而是守旧。戊戌变法期间,一位叫李文诏的广西举人上书说,大清官员,大约主守旧者,十之七八。如果考察的范围拓展至民众,守旧者的比例该在十之八九。在此语境之下,作为先行者的维新派注定孤独,民众给予他们的不是掌声,而是嘘声和骂声。

拿谭嗣同之死来说。与大刀王五齐名的通背猿胡七(胡致廷)回忆道,谭嗣同就义那天,“那里黑压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,脸上都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”(胡七《谭嗣同就义目击记》),这是目击者的记录,按理说应该可信,不过还有一种记载,称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从刑部监狱到菜市口法场的路上,被围观群众掷以烂菜叶,处斩之时,激起的则是欢呼喝彩之声。这两种说法,哪个更可信呢?我想补充一条佐证。与谭嗣同同日被捕的张荫桓,在英国、日本外交官的营救之下,侥幸不死,充军新疆,途径河北保定:

(八月二十三日)未正入省城,两市观者万数,咸呼曰:看大奸臣。或有甚其词者,曰此老如此形容,富贵已极,犹不知足,尚妄思作皇帝耶?何如杀却,岂不省事?舆论纷纭,异口同声。

……二十五日自省动身,由二道口出西门夹道,观者仍如堵墙,啧有烦言,张坐车中如不闻。(王庆保、曹景郕《驿舍探幽录》)

张荫桓是维新派领袖,康有为在朝中的后援。他的遭遇,足以为谭嗣同参照。胡七说看客满脸“非常凄惨的颜色”,想必是推己及人,抑或事后美化。更可能的情形则是,看客不是麻木不仁,就是兴奋异常,甚至会“酒醉似的喝彩”。

不过,恰恰在谭嗣同头颅落地的那一刻,他的命运开始反转。在他身上,死亡不是表现为凋零,而是盛放,不是表现为葬礼,而是生机,不是表现为终结,而是开端。他的维新同志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固然脱逃,从此却不得不在狂飙突进的时代载沉载浮,最终不是被抛弃,就是被吞噬。唯有他像神祗一样矗立于时代之上,俯瞰改革潮落,革命潮起,一个激进的世纪奔涌而来,席卷而去。

电影《谭嗣同》剧照

电影《谭嗣同》剧照

难得的是,他的形象和价值并未因死亡而固化,死亡反而打开了他孤苦的生命,使之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,改革派、革命派、政治人、知识人、佛教徒、诗人等,纷纷引他为同道,把他推向高冷的神龛,并从他的履历和文本当中发掘最适合自家的资源。正如每一次哀悼都是一种招魂,每一次诠释都是一种重生,这一百二十年来,不断重生的他始终与时代同行,始终是每一代人的同时代人。

时至今日,谭嗣同依然是万人迷。有时我会惊异地发现,政治立场针锋相对的两个人,竟然都是谭嗣同的忠实拥趸。这是我的两个朋友,一人居庙堂之高,一人处江湖之远,一人为了寻找谭嗣同诗选,几乎跑遍了大都市的所有书店,一人每年只要有空,都要去浏阳谭嗣同墓祭拜,或在清明,或在谭嗣同忌日,或洒一瓶酒,或烧两首自己写的诗。他们素不相识,却在同一时刻——公历2018年9月28日下午,时值谭嗣同就义一百二十周年——发来悼念谭嗣同的消息,使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。我还听说有人组织关于谭嗣同的读书会,有人参与关于谭嗣同的粉丝群……以谭嗣同之名,他们以及我们,在陌生的苍穹之下相遇,相识,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

何以至此?生前落寞,身后荣耀,对一些先行者来讲,可谓常态——当然对更多先行者来讲,常态则是生前落寞,身后依旧落寞。其原由,往往归因于时代的进化: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者,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。

那么,今天是谭嗣同的时代么?细究起来,谭嗣同生前与身后的中国,一些地方,毫无变更。譬如守旧,当年作为主流,而今何尝不是呢?正如鲁迅所嘲讽的那样:“维新以后,中国富强了,用这学来的新,打出外来的新,关上大门,再来守旧。”(鲁迅《随感录四十八》,刊于1919年2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二号)照此说来,这不是维新的时代,而是需要维新的时代,这不是谭嗣同的时代,而是渴慕谭嗣同的时代。

时代之外,再说思想。谭嗣同的追随者,有多少受其思想感召呢?这个问题也许有陷阱之嫌,因为谭嗣同本非思想家——后世称之为思想家,实属过誉,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行动家或革命家。他的思想,一来激烈乃至偏执,更多表现为破坏;二来不成体系,缺一本代表作。

数据统计中,请稍等!
顶一下
(0)
0%
踩一下
(0)
0%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